2015年10月3日昆明市博物馆展出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流亡与执守的93份珍贵史料、443张照片、10余件实物和7万多字的文字说明，展现了梁思成、林徽因这两位中国文化守夜者的一生，而他们抗战时期流亡昆明的时光也得以首次全面再现。
林徽因为唯一自建住房耗尽积蓄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后，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家人，往西南大后方撤退。从北平、长沙一路走来的梁林夫妇，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，先后借住巡津街“止园”、巡津街9号。1938年年底，所租房子被收回，两人又开始在龙泉镇自建住宅。
梁林两人自建的居所，是他们一生唯一为自己设计的居所。“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，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。邻接一条长堤，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。”
这间朴素的瓦舍耗尽两人所有积蓄，陷入山穷水尽的经济窘境之中。建房中，两人还亲自运料，做木工和泥瓦工。
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自嘲这幢“农舍其实是简陋不堪的”，“（这所房子）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，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……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、每一块砖，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……”。
一改再改的“最窘设计”联大穷校舍
在昆期间，林徽因为赚取家用，在西南联大教学。而联大的校舍，也都出自梁思成、林徽因之手。
联大校史记载，1938年，联大初到昆明时处处缺钱，主要靠租借民房、中学、会馆上课。后来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，时逢梁思成、林徽因到昆，梅贻琦校长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。
设计方案很快便做了出来，但很快便被否定，原因只有一个——没那么多经费。梁思成夫妇只好一改再改，高楼改成矮楼，矮楼又改成平房，砖墙换成了土墙，青瓦屋顶也统统变成了铁皮和茅草。
梁思成、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曾回忆说，几乎每改一稿，林都要落一次泪。
年轻航空兵的“名誉家长”
在撤往昆明的途中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结识几位年轻的航空兵。抵昆后，每逢假日，这些年轻的航空兵便会相约来梁林这里聚会。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，梁林两人成为这群年轻人的“名誉家长”。
不久，飞行员们开始对日作战，噩耗也陆续传来。
梁从诫在《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》中曾写道，“因为这些飞行员的亲人在敌占区，他们阵亡后，私人遗物便寄到我家。每次母亲都要哭一场。”
流亡与执守
相比曾经的富足，梁家在昆明生活环境恶劣了许多。这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电灯电话，必须准备一口陶制大水缸用于储存挑来的水。粮食和蔬菜也是问题，只能每天冒着尘土和泥泞跋涉到村里购买。还得躲避日军轰炸。
林徽因在给友人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恨不得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，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……每次空袭过后，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，‘这个炸弹很一般嘛’。之后我们通常会变的异常活跃，好像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。你大概能想象到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大体内容，日子完全变了模样。我的体重一直在减，作为补偿，我的脾气一直在长，生活无所不能。”
流亡的生活固然清苦，但梁林两人从未放弃对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传承的热情，他们恢复营造学社的活动，考察昆明及近郊的真庆观、筇竹寺等古建筑，并奔赴楚雄、大理、丽江一带实地测绘，开启云南“一颗印”调查的先例。
1940年，梁林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，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，夫妇两人也就离开昆明，去了宜宾附近的李庄。
林徽因对昆明最后的记忆是1946年2月，她从重庆乘机回到昆明，住北门街唐家花园后。她给在重庆的费慰梅写信说；“我终于又来到昆明！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、熏风和畅、遍地鲜花、五光十色的城市。”
尽管在昆明仅生活2年，但这对民国传奇夫妇凭借出众的才华与坚定信念，让昆明人记住他们。展览主办方在前言中写道，“回望抗战年代，中国知识份子集体表现出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，堪比在前线浴血奋战、视死如归的军人。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，他们以及同仁穷尽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传承，站在时代的高点、以新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内涵，完成中国文化守夜者的使命”。
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老照片合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