锡壶工艺是中国传统手工艺，商周时期开始了打锡壶的手工艺者，锡壶分为为“本色锡壶”、“包镶锡壶”、“异形锡壶”、“功用锡壶”，制作工艺自春秋战国以后，开始有错金、错铜、线刻等工艺，至明清以后，又出现包紫砂、瓷、槟榔木等技法。除大大丰富了锡壶的装饰色彩与形式外，还改善了锡器本身材质的某些缺点，使其强化了使用性。
明清时期，锡器业已是全国性的工匠大行。他们以师承关系延续技艺，有严格的行帮规矩，师徒关系有如父子，一经确认便终身不变，业内以行活切口来维护自身利益。他们称锡为“白描”，模具为“圆臼”，鎯头为“虎头”，剪刀为“仙鹤嘴”，铁架为“象鼻”，地平夹为“蝴蝶板”，火炉为“狮子头”，铁镬称“笠帽”或“蒸万”，叉刀称“老鼠尾”等；锡器制品也有业内称呼，如锡瓶为“大肚”，锡烛台为“同钉”或“耀台”，锡茶壶为“弹嘴”或“双环”，锡酒壶为“踏瘪”，锡碗为“仰承”，锡盘为“手照”或“事件”等。数目往来，则以且、衣、寸、口、丁、龙、青、戈、欠、田等隐替。清代沈存周、卢葵生、朱坚等都是制锡高手，他们的诗句锡壶、锡胎人物漆沙壶、梅花诗句锡壶等精美锡器均为国宝级珍品，堪与制紫砂高手龚春媲美。
永安锡匠，据旧县志云：明清两朝“仍属汀州人”。民国时期，有浙江籍名锡匠胡隆海在永安城关设铺开业，并收有多名徒弟。据向地当事人了解，锡匠学徒要有中人做保，立有拜师学艺字据，三年期内生死天定，吃、住由师傅包干，每年冬、夏两季各有一套衣服，过春节有压岁红包大洋2枚。徒弟日常除学艺外，还需帮助师傅做些家务，三年学徒期满，还需“谢师”一年，其后便可受雇或自立门户。永安锡器店多为临街而设，亦铺亦坊、设施简陋，木制橱柜摆有成品或半成品锡器，柜台外即是作坊。一般顾客可洽买成品，也可现场按样加工，如是旧器翻新，讲好差价互补亦可照做，经营手法十分灵活。永安锡匠对锡质的好坏，仅凭肉眼即可作出判断，将其分为点锡、对锡、皮锡三种，前者颜色似银，质地柔软、纯正，富有伸展性。制成锡器后，色白质细光泽耀人，为上佳材料。后者色暗质粗，泛黄色、含有糙铜铁，无韧性易脆断，俗称“狗牙齿”。民国27年（公元1938年），永安锡器业最辉煌的时候，较大的铺面有：振兴锡器店、艺兴锡器店、隆兴锡器店、文通锡器店等四家，宝号店东分别是：胡振兴、包国文、胡隆海、胡文通，主要分布在新街、中华路一带。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锡匠，仅在家中或挑担下乡揽活。本地的锡器主要有两大类：一是祭祀用器，如香炉、冥供、烛台、花扦等；二是生活用品，主要有茶壶、酒壶、水壶、汤壶（暖壶）、贮罐、火锅、烟盒、粉盒、杯盏、夜壶、痰孟等。永安当时一些有钱的人购置锡器，以24件为一大套，若购置半套为12件，小半套为6件。有的军政大员和豪门富户为追求时髦、讲究气派，还提供图样由锡匠打制莲花吊灯座罩，然后悬在舞厅或客厅，以为炫耀。平民百姓购置不起大套件，但在儿女婚嫁时一对锡烛台，两只茶、酒壶均是必备之物。永安锡匠打制的锡器，造型美观、独特，极具闽中风格。因锡质柔软易于浇铸和模压成型，故锡匠有“腊匠”之说，工艺流程即：熔解、压片、裁料、造型、刮光、焊接、装饰、打磨、雕刻等，甚至还可用锡包瓷、锡包玻璃、锡包铜等工艺，如著名的清代杨彭年制石梅铭锡包壶，已被国家文博部门视为奇珍。永安锡器现留存于世的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居多，明代旧器已极少见。经多方收集整理，本地的锡器民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，精美的锡器多配有图文，如烛台有雕刻或镂空的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等文字，锡器上常见图案有：龙凤、仙鹤、喜鹊、兰花、水仙、牡丹等珍禽异兽、花鸟鱼虫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等，散发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。在锡匠中，还流传着“鍚、荼、壸”的趣闻。据说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喜好锡茶壶，自号“壶公”。一日，有个花银子买官的侯补知府来拜见。张在兴头上有意考他，便在纸上写下“鍚、荼、壸”三字叫其识认。侯补知府一见便脱口而出：“锡、茶、壶”是也。张听后笑道：能识“锡、茶、壶”尚可造就，着读书五年，再来听鼓！其实，“鍚”音“阳”，是金属的一种，“荼”音“途”，是植物的一种，“壸”音“昆”，是宫中的道路。“鍚、荼、壸”三字，每字比“锡、茶、壶”多一画。
锡器匠，又称为锡匠或“腊匠”，永安方言谓曰“打锡”。旧时，江湖行帮上称其为“易邱”、“光亮窑子”。在“三教九流”里，属“中九流”。该行供奉“太上老君”为行业祖师，部分地区则拜“白云老祖”。两位祖师爷均白发须眉、道骨仙风，一有八卦神炉，一有锤子、剪刀，徒子徒孙所制器物自然是神气非凡。在我国的商周时代，人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开采和冶炼锡矿。锡质温润、光亮鉴人，除了常与铜合铸青铜器外，它本身也是制造器物的重要材料。南北朝时，王室贵族常以纯锡制作牛、马、猪、羊等冥器。唐、宋两朝，民间锡质茶、酒等日用器皿已开始流行，以致对锡器的优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唐代苏廙在《十六汤品》中提出：用锡制茶瓶煎的水是“缠口汤”，他认为这种水“腥苦且涩，饮之逾时，恶气缠口而不得去”。而明朝的周高起却认为：“惟纯锡为五金之母，以制茶铫，能益水德，沸亦声清”。永安文博部门曾在茅坪，出土明嘉靖五年（公元1526年），“车竹处士李君墓志铭”一块，碑文由广东揭阳知县撰写。墓内陪葬器物仅一锡制四脚支架小供台，此外一无所有，体现了墓主的清贫儒雅。清人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识》中称“收贵锡瓶”，死后能有一锡供相伴，“此生足矣”！古人虽对锡质器具的看法不同，但一点也不影响它在民间的广泛使用。锡器从明永乐年间开始盛行，并持续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它的使用范围，直至清末民初。在永安农村，许多乡民至今还割舍不下使用锡器的习惯，喝茶饮酒仍以锡壶为上佳，拜庙祭祖有一对锡烛台便算是有根基。
